第一节 酒与诗

就起源于远古，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诗歌的产生比就更早，这从原始劳动歌谣的起源可得到印证。酒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物质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文化。诗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使人之精神之产物，与酒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酒一诞生，便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美酒中有诗歌，诗歌中有美酒。酒与诗歌的结合，既是中国美酒的灵魂，亦是中国诗歌的灵魂。

中国人饮酒，讲究口味平和，追求不暴不辣不酸不涩的感官效果，这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庸平和，不偏不倚。

酒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协调人的味觉，反映到大脑神经，是饮者进入一个特殊的境界。正如有人所说：“所谓诗，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和谐、简洁和对称美，凡是具有这些素质的事物，皆可称之为诗，或曰诗意，有诗的意境。”诗的意境与饮者进入的境界可以说是十分相近的。当诗人处境险恶，痛不能言时，痛饮几杯，进入醉乡，愁苦顿消。一旦诗人进入醉乡就更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不愿讲违心的话，可以保持人的真纯之性。如此时挥毫写诗，其境界之真善可为至境，难怪古人喜欢把是、酒与美好的人生联系起来。

“形同槁木因诗苦，眉锁愁山得酒开。”就成了诗人灵感的源泉，创作的催化剂。唐代诗是酒交融的时代，几乎没有一个诗人不饮酒，没有一个诗人不写到酒。“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草圣张旭酒后挥毫，往往大呼小叫，有时甚至把头发浸在墨池里，如一日不饮酒，就写不出龙飞凤舞的字，故时人称其狂草为“醉墨”，又称张旭为“张疯子”。东晋兰亭“曲水流觞”之戏，实是借酒兴赋诗，书圣王羲之乘着酒兴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苏舜钦工诗善文，其性嗜酒，又善书，酣醉落笔，草字飘逸，人竞相收集为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曾经自我批评说，每每有人求我写字作画时，就是我烂醉的日子。难怪佛教把酒称作般若汤，般若，在梵语里是“智慧”的意思。如此称谓酒，大概是宗教人士也看出酒有着刺激神经从而诱发灵感的作用吧。这已为大量的酒诗所证实。

酒，不仅是诗人与艺术家创作的催化剂，而且它以神功妙用使我国古代知识分子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统一起来。在政治清明之时，他们以酒抒写大济苍生之志，不乏进去之心；而在政治腐败的浊世，他们以就表示不与昏君佞臣同流河污。“自得酒中趣，岂向头上冠”。此时，他们以酒表明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或酣饮沉醉以争得一时自由。在他们看来，官场黑暗污浊，远不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悠静。于是陶渊明毅然归隐田园，寄酒为迹；孟浩然弃官醉卧，陶然忘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理想就是一首诗，酒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调节物，诗酒交融，以柔克刚，此乃古代诗人的人生哲学。

不仅如此，酒还是诗人创作不可缺少的题材和表现手段。祝愿时，以酒为寿；祭祀时，以酒敬祈上苍神灵降福；欢会歌舞时，以酒助兴；喜悦开怀时，畅饮抒发情怀；无聊时，以酒排遣；无可奈何时，以酒自慰；愁苦时，借酒浇愁；愤懑时，以酒抒愤；思念情人时，以酒表达闺怨与相思；身世潦倒、风雨旅途时，以酒抒其凄楚之情；感慨身世时，以酒抒其悲壮之情；思乡时，以酒抒其怀归之情；有感岁月迫促时，以酒抒其内心失落之情；饮宴饯别时，或抒离愁别恨，或抒真挚情谊；遇见故人时，千金一掷，开怀痛饮；描写隐居生活时，以酒表现隐居生活的乐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酒与人生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诗是美的，酒是美的，诗酒交融的诗歌更美。有酒的是更有滋味，酒诗中的人格更加真实；酒，使我们品味到人生如诗一般美好，有酒之诗，境界更美，味道醇厚，如饮琼浆玉液一般香甜。

诗酒交融产生的酒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它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再现了时人的广阔生活和风土人情。每一历史时期的酒诗的主旋律与其时代的主旋律基本上是吻合的。先秦酒诗之主旋律是祭祀神灵祖先，祈求赐福；两汉酒诗的主旋律是揭露社会黑暗，反对封建旧礼教对男女婚姻爱无情的横加干涉；建安时期的酒诗则以歌颂统一，反对分裂之理想为其主旋律；魏晋酒诗则以隐居世外，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为主旋律；南经朝时门阀制度森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朝代更替频繁，文人有志难伸，且时遭杀戮，故南北朝酒诗的主旋律是慨叹人生短促，何不及时行乐；隋唐五代酒诗的主旋律则是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有宋一代，异族入侵，国土沦丧，故其酒诗之主旋律乃为爱国主战；金、元两朝，民族压迫特别严重，汉人处于社会底层，儒士之位竟排在丐之上娼之下，故忧郁悲愤、愁苦厌世之情，乃为元代酒诗之主旋律；大明一朝，诗歌处于低谷，酒诗以饮酒作乐为其主旋律；清代之酒诗以抒写爱国豪情为主旋律。

打开历代之酒诗，给人一个鲜明的印象是题材的雷同，如祭祀、祝寿、送别、闺情、宴请、友情、借酒浇愁、借酒抒愤、隐居等，从表面看，确有雷同之嫌。其实，这除了反映历代酒诗的共性外，共性之中又有其个性。此个性即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内容，从这个角度说，这些酒诗只是在传统的题材中注进新的时代内容，此乃旧瓶装新酒之谓也。

第二节 酒与中国绘画

适时、适度地饮酒，能够助谈兴、添乐趣，活跃气氛。酒能壮胆，因为在一定程度的酒精作用下，平时或压抑或控制着的非本性的因素消失了，本性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于是借着酒兴，艺术家们亢奋、激昂，情致高涨，出现平时所未有的创作状态。

中国绘画是写形表意的艺术，它既不能脱离形似，又必须传达画家的思想情绪；中国画的全部技艺，只凭一枝毛笔。因此，它和书法一样，通过手来反映心灵。所谓得手应心，是以娴熟的技巧来撩拔心绪论；所谓得心应手，以心有所感而寄情笔墨。只有心手的高度统一，才能产生上佳的作品。和书法稍不同的是：绘画受形象的束缚。尽管理论上要求“得意忘形”，要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要求“逸笔草草”，然而，要真正做到又谈何容易。

画家以酒壮胆，在酒后纵情涂抹，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原因是：（1）酒能引发创作热情，当情绪高涨时，也是画家处于宣泄感情的最佳状态，所谓的胸中块垒，一吐为快是也；（2）此种情绪，此种状态，能够把平生积聚的技巧上升到满期和，是时，技巧上左右逢源，意境上心手相应，便有超常的发挥；（3）酒力增加胆识，平时所想而不敢为的，此时可理直气壮地为之，轻而易举地越过诸多障碍。形象的观念淡去了，情趣的意识清晰了，“得意忘形”，意得微醉里，形忘豪饮后，于是“逸笔草草”写出了画家人情、人性、人格之真。

当然，不是每一位画家都是好饮、善饮的酒徒，也不是每一位画家都能够在酒中找到灵感。而且，画家酒后挥毫，也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量而异；有微醉薄醺入画者，有豪饮狂醉入画者，更有点酒不沾入画者。但是，酒作为一强烈的兴奋剂，激发画家的创作热情，帮助画家进入最佳创作状态却屡见不鲜。酒后产生的佳作，一靠画家的水平，二要有可资引发的情绪，三需要画家好饮善喝。一个不会喝酒，或者一杯下肚就醉得不知东西南北的画家，再好的酒也激发不出灵感。

纵观历代画家与酒的关系，有类似阮籍、刘伶者，他们把对现实的不满寄于画里，多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类似陶潜者，他们在陶潜建立的隐逸范式中，把酒和画紧密联系起来，虽然游离于社会，但对中国的绘画审美，对中国绘画史的贡献，功莫大蔫。

第三节 酒与音乐

音乐与酒，表面看来好像关系不大。但是。细细思想起来却不然，关系甚密。请君想想，但凡稍有讲究的酒宴，哪有不铺伴乐舞之理呢？这不就是说，酒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吗？

酒与音乐为什么会结下这不解之缘呢？其中道理是这样的：

首先，说说饮酒。

饮酒，可以使人兴奋，也可以使人迷离。兴奋者，有诱发、助兴之功；迷离者，则有沉醉、麻木之过。一般来说，人们多用前者，少用后者。用前者，或欢乐，或悲哀。欢者更欢，哀者更哀。用后者，郁情伤身，一般人所不欲。大型饮宴，多是欢乐、庆典。而文人墨客、商旅百姓，也希望用酒来消愁解闷。

大型饮宴，如果没有乐舞铺伴，既不隆重，也无气氛。个人中少数人闷饮，沉沉闷闷，生气殆尽。所以然者何？感情无以释放也。

古往今来，人们用饮酒的方式来消愁解闷，可谓不胜枚举。

曹操在《短歌行》诗中云：“概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操是用杜康酒来解愁的。

唐代被称为酒仙的诗人李白，更是常常这样做。他在诗篇《将进酒》中淋漓尽致地描述了他的这种情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至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头号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姿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然而，借酒消愁，并不能消愁李白的体会也最深。

李白《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因此，对于酒，我们应扬长避短，化消极为积极。

我们再来看看音乐。

我国古代，人们对于音乐，早有深刻的认识。《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这就道出了音乐的基本特点：抒发感情、愉悦性情。

它也道出了人们运用兵音乐的不同层次：

首先，情动一吉，而行于言。这就是赋诗；

第二层，言之不足，故差叹之。这就是诵诗；

再进一层，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这就是歌唱；

最终，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是歌舞。既助兴又抒情，兴尽情尽，尽善尽美。

有了音乐，可以使欢者更欢，悲者更悲尽情抒发。对于驳者饮酒，其好自不必说。对于戚者，则可以释积散郁，调理性情。

饮酒有两面性，优者，激发感情，活跃思想；劣者，麻木思想，消沉意志。音乐则可以扬其长而避其短。正如孔子所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音乐在渲染气氛上，更是高其创始艺术形式一筹，在大庭广众之下，音乐一响，则群情激奋，真是“移风易俗，莫胜于乐。”

音乐是审美性极强的艺术，人人都爱听，人人都爱唱。

饮酒时用乐不同，功效也不同：

歌舞饮宴，可以渲染气氛，助兴愉情，还有审美作用；但是，饮者自身不动，难以尽兴；

饮酒吟诵，言志抒情。饮者自饮自育，这当然比自己不动要好多了；但是只吟诵而不歌唱，抒情未能尽；

饮酒歌唱，言志抒情。尽情尽兴，尽善尽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饮闷酒是不好的，保证有将饮酒与音乐相结合，才是人们美好的享受。酒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关键即在于此。

第四节 酒与对联

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对联王国。对联自五代诞生（另一说法对联始于晋代），明清开始盛行。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至少产生过80——90万副对联。它不仅在中国灿烂的文学艺术宝库中占据一定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学艺术殿堂上放射着奇光异彩。酒联作为中国酒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与对联同时产生、同步发展、同样繁盛。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中国酒文化为对联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内容，对联艺术又为酒文化知识提供独特物表现形式。历代文人雅士和广大群众作过无数诗意盎然、情趣浓郁的酒联。凡是有对联的场合，都透出酒的幽香。这些酒联，不仅具有一般对联言简意赅、对仗工整、音韵和谐、形式灵活、雅俗共赏、非常实用的共同特点，而且包括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知识，为中国酒文化增添了颗颗明珠。酒入对联，联溢酒味，芳香醉人，流光溢彩。它使得中国酒文化知识和对联艺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所谓酒联，顾名思义，就是与酿酒、饮酒、用酒、酒名、酒具直接相关的对联。它既包括酿酒、赞酒等直接涉酒的对联，也包括在各种不同场合（如逢年过节、婚喜寿丧、待客题赠等）间接涉酒、借酒寄情的许多酒联。前一类酒联，常用作酒厂、酒楼的楹联，多与酒的色、香、味、格等联系，体现的是酒的物质文化价值，着重提示对联艺术与“酒内文化”的关系。后一类酒联常用在各种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多与世俗人情、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亲疏远近、文学艺术等相联系，体现的是酒的精神文化价值，着重提示对联艺术与“酒外文化”的关系。后一类酒与酒的关系虽不及前一类酒联那样密切，但是它应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创作数量多，更能体现中国酒文化异常浓郁的精神文化特点。

第五节 酒与书法篆刻

中国是酒的大国，也是书法艺术的大国。

嗜酒者并不都是书家，但书法家大都嗜酒。

酒给人以刺激，给人以快感，使人的情绪在最短时间内调节至最佳状态引起人强烈的创作冲动。

酒双可以使人平添许多豪情，狂放不羁，不拘成法，创作出许多艺术价值极高的传世佳作。

中国古代许多书法家都有嗜酒的记录，书史有载的，最著名的有王羲之、张旭、怀素李白、苏轼、陆游等。他们以书名世，以文名世，以诗名世，同样也以酒名世。他们以书、文、诗、酒写下了辉煌壮丽的一生，为中国文化史做出卓越的贡献，使后人景仰不已。

酒使人豪放，酒使人缠绵，酒使人发泄，酒使人解脱。酒使书法家毫无顾忌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使书法艺术在中国艺苑中大放光彩。酒与中国文化同在，酒与书法艺术同在，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书法家，在书海中遨游着，创作着，乐此不疲。

第六节 酒与武术

武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人体文化，视为国粹。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直呼为“国术”。至今在港、台和海外部分华人中，仍名之曰“国术”。

数千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武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成为我们民族最独特的人体文化的瑰宝。

自卫本能的升华和攻防技术的积累，是武术产生的自然基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产生过自己的武术，但是像中国武术这样千载而又丰富多彩，综观全球，却只有中国一家。武术不只是格斗技术，健身体育，而且影响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医药保健、戏剧文学、方术宗教等等。酒，作为人类文明的产换，同样深入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武术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武者好酒，酒助武力，醉拳的创造，醉剑的独特飘摇中的泼风般挥洒，更有独特魅力。酒能过理串气，而气力功则是武术的灵魂。

白酒与文人墨客的故事

历史上与酒有关的文人，可真不少，流传着许多佳话和故事。这里只能零星地作一点介绍.

西汉时长于辞赋的文人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7年）与富人卓王孙的才女卓文君“当垆卖酒”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司马相如，字长卿，汉孝景帝时曾任武骑常侍。武骑常侍皇帝畋猎，格斗猛兽，所以想必司马相如觉得自己的才能没法施展，后来就跟从梁孝五为宾客，写了《子虚赋》。梁孝五死后，相如返回故乡成都，因家贫，生活困难。当时蜀郡临邛（今四川临邛县）县令王吉与司马相如关系不错，邀他游临邛。临邛巨富卓王孙设宴招待，相如勉强去了。宴会上，以百计的客人都被他那雍容闲雅的举止和姣美的仪容所倾倒。席间，王吉请相如奏琴。这时，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刚死了丈夫，孀居在家。卓文君很有才气，懂音乐，听到相如奏出的琴音中含挑动之意，又偷眼看相如的容止，深深爱上了他。这样的婚事在当时是不能为礼教所容的。于是卓文君毅然舍弃家庭，夜奔相如。卓王孙得知大怒，不给他们一分钱。聪明大胆的卓文君于是与司马相如决定在临邛开一爿酒店，由文君当垆沽酒，相如穿着形如犊鼻的裤子，象奴仆般洗涤酒器，借此有意羞辱卓王孙。他们的酒大概十分美好，招来的客人极多。卓王孙认输了，承认了婚事，而这一对夫妇，终于白头偕老。这一美好的故事，拨动了后世多少文人墨客的心弦，唐代杜甫有“酒肆人间市，琴台日暮云”的诗句，宋代陆游诗：“落魄四川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青鞋自笑无拘束，又向文君井上来”。清代王闿运也有“华阳女士论邛达，惟有临邛一酒垆”的诗句。新中国成立后，在临邛建立了邛崃酒厂，以当年文君当垆时的井水酿酒。

东晋时的大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年）也是极好饮酒的人。他曾说过：“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他的一生，曾作过几次小官，最后一次是作彭泽（今江西彭泽）令。上任后，就叫县吏替他种下糯米等可以酿酒的作物。正因“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晚年，生活贫困，常靠朋友周济或借贷。可是，当他的好友、始安郡太守颜延之来看他，留下两万钱后，他又将钱全部送到酒家，陆续取酒喝了。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那是一个政治黑暗、社会动乱的时代。当时，门阀世族统治，等级制度极严，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的陶渊明，想在仕途上求发展，是极不利的。虽说他做过象州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但当时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卑污险恶，也是为他正之耿介的性格所不容。所以他的饮酒，正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所说：“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在他的《饮酒》诗中，就曲折地反映出对现实的深刻不满。诗的最后几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其中蕴蓄着多少难言之隐啊。

历史上嗜酒的文人，常自取或被人赋予与酒有关的“雅号”，比方“酒狂”、“酒徒”、“酒鬼”、“酒雄”、“醉龙”、“醉户”、“醉翁”、“醉中客”等等。伟大的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就被人称为“酒星魂”、“酒圣”、“酒仙”。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历来被认为是传神之笔。大概没有别的哪个文人与酒的关系之密切和嗜酒的名气之大，能和李白相提并论的。只要翻翻李白的诗集，就不难发现他的生活，几乎无处不有酒。正如郭沫若说的：“李白真可以说是生于酒而死于酒。”关于他的死，还有种种不同的传说，大概都与饮酒有关。其中最富于浪漫主义情调的是说他醉后到采石矶的江中捉月亮落水而死。

关于李白醉酒的故事，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相当充分的反映。如昆剧中有《太白醉写》，京剧、川剧、秦腔等十几个剧种都要类似的剧目。又如李白佯醉痛骂杨贵妃的义儿安禄山的故事，在京剧中又叫《金马门》，也叫《骂安》；川、湘、汉、滇、桂剧及同州梆子、河北梆子都有此剧目。在我国著名画家的作品中，也有“李白脱靴图”、“李白捉月图”、“李白醉酒图”等等。陶塑、瓷塑、泥塑、木雕、牙雕中这样的题材也相当多。至于后人在诗文中歌颂李白醉酒傲世、藐视权贵的作品，就更多得举不胜举了。就是在一些酒店的牌匾上写着“太白世家”、“太白遗风”等，无疑也含有对李白的崇敬之意。当然，人们尊崇李白，热爱李白，决不是因为他好喝酒，而是取他傲视权贵的反抗精神，和爱慕他的诗才。历史上因醉酒而死的人，并没有人去尊崇。

宋代的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自称“醉翁”。他的《醉翁亭记》早已脍炙人口。其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句，已成为形容做着某件事而别有目的的成语。“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都喝酒。尤其是苏轼（公元1037—1101年），可以说是一位酒的爱好者、品饮家、鉴赏家、还会酿酒，同时又是禁酒政策的拥护者。他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性格活泼真诚，多才多艺，不仅是一位大诗人，也是大散文家、大书法家和画家。他还知音律，金与鉴赏金石，懂得园林艺术。林语堂说他“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他与酒确结下了不解之缘：“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音雪”；“东堂醉卧呼不起，啼鸟落花春寂寂”；“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他在任职杭州时，为整建面积日蹙的西湖，曾提出五点理由。第一点是怕鱼儿遭殃，此外是可供清水、灌溉稻田等等，最后一点是可获得造酒的好水源。他不仅好饮酒，还喜好酿酒。为了酿酒，他常向农夫、渔夫请教，试造过蜜柑酒、松酒、桂酒等。他还写过一篇叫《酒经》的文章，寥寥数百字，由制饼曲以至酿酒，无不备述，与今天南方的酿酒法很相似；在《东坡志林》中，也记有《作蜜酒格》。可是就是这位好饮、善品、善酿的先生，竟然拥护禁酒，大力推崇周公（姬旦）的禁酒之训。

宋代的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自称“醉翁”。他的《醉翁亭记》早已脍炙人口。其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句，已成为形容做着某件事而别有目的的成语。“唐宋八大家”中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都喝酒。尤其是苏轼（公元1037—1101年），可以说是一位酒的爱好者、品饮家、鉴赏家、还会酿酒，同时又是禁酒政策的拥护者。他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性格活泼真诚，多才多艺，不仅是一位大诗人，也是大散文家、大书法家和画家。他还知音律，金与鉴赏金石，懂得园林艺术。林语堂说他“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他与酒确结下了不解之缘：“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音雪”；“东堂醉卧呼不起，啼鸟落花春寂寂”；“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他在任职杭州时，为整建面积日蹙的西湖，曾提出五点理由。第一点是怕鱼儿遭殃，此外是可供清水、灌溉稻田等等，最后一点是可获得造酒的好水源。他不仅好饮酒，还喜好酿酒。为了酿酒，他常向农夫、渔夫请教，试造过蜜柑酒、松酒、桂酒等。他还写过一篇叫《酒经》的文章，寥寥数百字，由制饼曲以至酿酒，无不备述，与今天南方的酿酒法很相似；在《东坡志林》中，也记有《作蜜酒格》。可是就是这位好饮、善品、善酿的先生，竟然拥护禁酒，大力推崇周公（姬旦）的禁酒之训。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公元1084—约1151年），在她的一些名篇中都写到饮酒。例如早期的《如梦令》、《醉花阴》等词中有“常记西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等等，是一个封建贵族闺秀悠闲、风雅、多愁善感的生活中的品饮。南渡以后，国破家亡，境遇孤苦，酒尊也满蘸哀愁凄清。如历来受人称道的《声声慢》中就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的句子。同是饮酒，南渡前后的心情迥不相同，那滋味也别是一番了。

在古代妇女中善饮写酒意酒情的，李清照恐怕算得是一个代表人物了。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公元1568—1610年），在三袁（与兄宗道、弟中道）中，成就是较大的一个。他的作品真率自然，内容多写闲情逸致。他曾将前人之饮酒者，分为“饮国者”、“饮达者”、“饮豪者”、“饮俊者”、“饮而成”者、“饮而懦”者、“饮而俳”者、“饮而辩”者、“饮而肆”者、“惮饮者”、“仙饮者”、“玄饮者”。他评论酒说：酒“以色清味冽为圣，色如金而醇苦为贤，色黑味酸醨者为愚。”谈到下酒之菜，他也分了几类：一是“清品，如鲜蛤、糟蚶、醉蟹之类”；二是“异品，如熊白、西施乳之类”；三是“腻品，如羔羊、子鹅炙之类”；四是“果品，如松子、杏仁之类”；五是“蔬品，如鲜笋、早韭之类”。这些都写在他的著作《觞政》中。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学者顾亭林，坚决主张“禁酒”。他在《日知录·酒禁》中比喻说：“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夭于酒而不觉也”。在他看来，酒实在是一种可怕可恶而有害的坏东西。但他也喝酒，不过有节制，严拒“夜饮”，认为那不是“正人君子”之所为。

酒旗与酒肆

上古时，酒最初是用来祭祖、敬神的。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增加，酒的酿造和消费量的扩大，至少在商代，已作为商品出现在市上。妇孺皆知的那位在渭水边的钓鱼的姜太公吕尚，商末即曾在别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市上卖酒。《诗经·小雅·伐木》中有“无酒酤我”的诗句。《诗经》大抵是周初至春秋时的作品，而《伐木》是宴请朋友的乐歌。诗中说到大家在一起欢聚，没有酒可以到市上去买（酤，就是买酒或卖酒）。《论语·乡党》中说，孔子不故吃从市上买来的酒；《墨子》、《韩非子》中都讲到过“酤酒”，可见当时买酒、卖酒是很普通的。既有买卖，就有如何招徕顾客的问题。谁家酒店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谁家的生意就兴隆一些。于是，“酒旗”出现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了个宋人卖酒的故事，前一段讲，“宋人有酤酒者，升既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这里的“帜”，就是酒旗，或叫“幌子”，也叫“酒帘”、“杏帘”、“酒望子”、“酒招”。这种“帜”，大抵是一块布上写个“酒”字，高高悬在店门口，让人远远就可看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广告。可见古人做买卖，倒是很懂得需要宣传的。酒旗的颜色，白的青的都可以；大小也都有，小的一尺之布可缝，大的如元曲《后庭花》中唱的“酒店门前七尺布，过来过往寻主顾”。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中写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同廓酒旗风”，这后一句说依同临水的城廓乡村到处可见酒旗迎风飘荡，可见当时卖酒之盛。

宋代酒肆格外讲究，反映了城市经济和市民文化生活的发达。《东京梦华录》中，记北宋汴京的“酒楼”说：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大的酒楼，进门后有百余步长的主廊，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到了晚上，酒楼里灯烛荧煌，上下相照。从记载看，当时酒店里是十分热闹的。当时汴京的风俗尚奢侈，只两人对坐饮酒，也要用酒壶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花费“银近百两”。有时一人独饮，也要用银盏之类。如此消费，一般的小民百姓是了敢门津的。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酒肆亦如汴京。《梦梁录》记载，如“中瓦子前武林园……，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但此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一二十步，分南北两廊，皆济楚阁儿，稳便座席，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当时著名的酒楼极多，如熙春楼、花月楼、嘉庆楼、聚景楼等。据《都城纪胜》载，临安的酒店种类很多，有“兼卖食次下酒的”“茶饭店”，“卖鹅鸭包子、四色兜子”等的“包子酒店”，“外门面装饰如仕宦宅舍”的“宅子酒店”，多在城外的“花园酒店”，“不卖食次”的“直酒店”，零卖酒的“散酒店”等等，适应了各各不同的对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见《梦梁录》卷十六《茶肆》），也就是利用音乐招揽生意，吸引饮酒之人上门。

两宋推行酒的专卖政策，官方设有酒场，酿造商品酒，除搞批发外，有的地方官府还设立酒楼卖酒。朝廷从酒的专卖中取得大量收入。一些达官贵人，也经营酒店牟利。

肯代朱元璋原是主张禁酒的，后来改变了主张，说“以天下太平，思与民皆乐”，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其楼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等名。到了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0年）间，朝廷也开设起酒馆来了。

两宋推行酒的专卖政策，官方设有酒场，酿造商品酒，除搞批发外，有的地方官府还设立酒楼卖酒。朝廷从酒的专卖中取得大量收入。一些达官贵人，也经营酒店牟利。

肯代朱元璋原是主张禁酒的，后来改变了主张，说“以天下太平，思与民皆乐”，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其楼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等名。到了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0年）间，朝廷也开设起酒馆来了。

宋代酒肆格外讲究，反映了城市经济和市民文化生活的发达。《东京梦华录》中，记北宋汴京的“酒楼”说：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九桥门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大的酒楼，进门后有百余步长的主廊，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到了晚上，酒楼里灯烛荧煌，上下相照。从记载看，当时酒店里是十分热闹的。当时汴京的风俗尚奢侈，只两人对坐饮酒，也要用酒壶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花费“银近百两”。有时一人独饮，也要用银盏之类。如此消费，一般的小民百姓是了敢门津的。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酒肆亦如汴京。《梦梁录》记载，如“中瓦子前武林园……，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但此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一二十步，分南北两廊，皆济楚阁儿，稳便座席，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当时著名的酒楼极多，如熙春楼、花月楼、嘉庆楼、聚景楼等。据《都城纪胜》载，临安的酒店种类很多，有“兼卖食次下酒的”“茶饭店”，“卖鹅鸭包子、四色兜子”等的“包子酒店”，“外门面装饰如仕宦宅舍”的“宅子酒店”，多在城外的“花园酒店”，“不卖食次”的“直酒店”，零卖酒的“散酒店”等等，适应了各各不同的对象。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见《梦梁录》卷十六《茶肆》），也就是利用音乐招揽生意，吸引饮酒之人上门。

两宋推行酒的专卖政策，官方设有酒场，酿造商品酒，除搞批发外，有的地方官府还设立酒楼卖酒。朝廷从酒的专卖中取得大量收入。一些达官贵人，也经营酒店牟利。

肯代朱元璋原是主张禁酒的，后来改变了主张，说“以天下太平，思与民皆乐”，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其楼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等名。到了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0年）间，朝廷也开设起酒馆来了。

两宋推行酒的专卖政策，官方设有酒场，酿造商品酒，除搞批发外，有的地方官府还设立酒楼卖酒。朝廷从酒的专卖中取得大量收入。一些达官贵人，也经营酒店牟利。

肯代朱元璋原是主张禁酒的，后来改变了主张，说“以天下太平，思与民皆乐”，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其楼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等名。到了武宗正德（公元1506—1520年）间，朝廷也开设起酒馆来了。

白酒与健康

酒，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喝？除了它的色香味有诱人之处以外，主要是因为酒中含有酒精—也就是乙醇。乙醇有扩张血管，麻醉中枢的作用，饮后正如古人赞扬的有“霜天雪夜，变寒为温”等等作用。如果我们撇开古代文人对酒的“散愁”、“遣闷”、“合欢”之类作用的赞美，主要也在于含有酒精。医药学家对酒的评价，如《养生要集》说，酒者“节其分剂而饮之，宣和百脉，消邪却冷”；《本草纲目》说，酒“少饮则和学行气，壯神御寒”，“开怫郁而沉积，通膈噎而散痰饮，治泄疟而止冷痛”，《随息居饮食谱》说，酒“消冷积，御风寒，辟阴湿之邪，解鱼腥之气”。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乙醇（酒精）的作用

乙醇，是酒中的主要成分。各种酒中乙醇含量最高可达百分之六十七。乙醇在体内，被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放出七点一大卡/克的热量，可作为集体活动的能源。

乙醇对一切神经有麻醉作用，所以古人曾用酒作为手术麻醉药。但由于它引起的兴奋期太长，大量使用则导致延脑麻痹而安全度不够，所以今天已没有人用了。不过用酒精按神镇静的情况，仍然存在。国外科学家还通过实验证明，对于控制精神紧张，就具有同安定剂相同的缓和作用。

有趣的是酒既可安神镇静，又可做兴奋剂。当人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或因脑贫血而晕倒时，喝一小杯含乙醇较高的酒如白兰地，很快就可恢复常态。这主要是由于浓酒直接刺激食道和胃壁，反射地刺激大脑，从而使血液循环恢复正常，起到恢复意识的作用。但是，当饮酒过量时，大脑抑制功能减弱，使人丧失了由教育和经验得来的谦虚与自制。同时，辨别力、记忆力、集中力及理解力受到影响或消失，甚至视力也常出现障碍。这就是为什么饮酒过量的人会“发酒疯”、误事、出车祸的原因。

适量饮用含乙醇百分之十左右的低度酒，可以增加胃液分泌，促进食欲。但如果乙醇浓度超过百分之二十，则会抑制胃液分泌，减弱胃蛋白酶活性。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高浓度酒则对胃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喜欢烈性酒的人，多患慢性胃炎，值得注意。

有趣的是酒既可安神镇静，又可做兴奋剂。当人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或因脑贫血而晕倒时，喝一小杯含乙醇较高的酒如白兰地，很快就可恢复常态。这主要是由于浓酒直接刺激食道和胃壁，反射地刺激大脑，从而使血液循环恢复正常，起到恢复意识的作用。但是，当饮酒过量时，大脑抑制功能减弱，使人丧失了由教育和经验得来的谦虚与自制。同时，辨别力、记忆力、集中力及理解力受到影响或消失，甚至视力也常出现障碍。这就是为什么饮酒过量的人会“发酒疯”、误事、出车祸的原因。

适量饮用含乙醇百分之十左右的低度酒，可以增加胃液分泌，促进食欲。但如果乙醇浓度超过百分之二十，则会抑制胃液分泌，减弱胃蛋白酶活性。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高浓度酒则对胃粘膜有强烈刺激作用。喜欢烈性酒的人，多患慢性胃炎，值得注意。

发汗，被认为是一种治疗感冒的妙方，而酒可以使人体温增高，引起发汗。《本草纲目》就有烧酒温饮治“阴毒腹痛”和用烧酒浸猪脂、蜜、香油、茶末治“寒痰咳嗽”等的记载。在欧美及日本民间，也有用酒治感冒的习惯。例如在欧洲，人们就常让患感冒的孩子用热葡萄酒。

适量的酒可以扩张皮肤血管，使人皮肤发红而有温暖感。但是依靠酒来御寒是极不恰当的。因为寒冷时皮肤血管收缩，本为一种人体的保护性反射，饮酒后抑制了血管运动中枢，皮肤血管扩张，热量大量散失，更容易冻伤或冻死。

每天饮适量的酒，对心脏并无明显不良的影响。但如长期过度饮酒，即或是含乙醇量很低的啤酒，也会使心脏功能减弱。心脏变得肥大，出现医学上称之为“啤酒心”病变。

用含乙醇量高的酒摩擦扭伤的部位或寒湿引起疼痛的关节，是我国民间普遍采用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将酒点燃后蘸着摩擦更为理想。中暑的人和高烧病人，也可用高浓度的酒擦身，因为酒蒸发时，要吸收较多的热量。

含乙醇百分之七十的水溶液，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就是医疗中用的杀菌消毒酒精。低于百分之六十或高于百分之八十的功效都较低。但如果临时没有医疗用的杀菌消毒酒精时，也可用含酒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白酒急救处置。

乙醇还是一种良好的溶剂，能溶解许多难溶或不溶于水的物质。所以人们常用酒精或酒来浸泡中、草药，炮制药酒和补酒。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药酒或补酒服用后，大约一小时以内可以到达十二指肠，即使在胃里被分解和消化一部分，也不会全部被分解成无效物质，确有一些有效物在体内被吸收。我国炮制药酒和补酒，在世界上不仅历史最悠久，经验最丰富，品种最繁多，而且功效卓著、独特，享有极高的信誉。